考试

    赵永康从来没停止过考试。1995年，他奋力从黑虎村小学考入郭城驿初中。
　　三年后，他奋力考入会宁县第二中学。再过了三年，他奋力考入西北师范大学。现在，他的奋力得到了回报──他开始指导自己的学生参加高考。
　　赵永康的父亲是一名小学老师，吃公家饭的人，家境在当地已算不错。
　　但在黑虎村，赵永康的本科学历不算太高。村里考出了三个博士，其中一个现在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老师。而衡量一个家庭在村里的地位，家境并不重要，要看谁家的孩子考得更好，走得更远。

　　有一次，一个姓牛的出租车司机告诉我，他所认识的“混”得最好的人是一名考上复旦大学的同学。“他毕业以后去了新加坡，前不久回到兰州呆了几个月，最近又要出国了。”司机羡慕地说。他有一个在兰州交通厅工作的弟弟，也是考出去的。但很显然，距离会宁最远的那个人，才算真正“成功”
.会宁像是一片令人憎恨的土地。留守下来的人，大都无奈而绝望。因为缺水，这里所有的学校只有一两个厕所。新修的教学楼即便建了厕所，也从不使用。刚刚过去的一年，整个县的财政收入是1981万元，而支出却达6.5个亿。这里几乎没有任何工业，土地贫瘠农业萧条。“这里的米都是很难吃的。”赵永康说。

　　中考那年，赵永康成为班里少数几个考上会宁“一中”或“二中”的学生。会宁一共有五所公立中学，这两个是最难考，但也是最有希望走出会宁的跳板。没考上高中的人，也大都通过其他方式离开了这里。也许是职业学校，技术院校。他们总是能找到各种办法，通过考试，离开会宁。

　　在会宁二中，赵永康可以一个学期不洗澡。背大量的书，做大量的习题，生活中所有的事围绕高考一个目标进行。2001年，他在“重点大学”一栏填报了兰州大学，但他只考上了西北师大。四年后，他带回来的教育方式，仍然像几年前一样。在中国，这种“题海战术”被称为应试教育。

　　赵永康执教的政治课是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课程，分为三个部分：经济、哲学和政治。在近年掀起的高中教材改革讨论中，政治课却很少涉入其中。它很容易教学，但对某些人来说也更艰难。在学校，政治课因其在考试中的
重要性而得到学生的重视，但是政治老师的地位却颇为尴尬。也许没有学生会去关注这个国家真正的政治现实，考试也会忽略这一切。赵永康告诉我，以前必考的“时事政治”部分，现在也已取消。

　　对于会宁的学生来说，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他们和外界沟通的渠道，只有校园里的报栏橱窗──它可能甚至半个月才更新一次。
　　有一次，我鼓起勇气问赵永康：“你觉得这样的政治课上得有意思么？”
　　“……你知道的，我们的目标就是考试。”他嗫嚅着说。
　　“那你打算一辈子这么教下去？”
　　赵永康没再说话。那天晚上，我邀请赵永康和他的妻子王芳一起吃饭。
　　同桌的还有一位他的高中同学，叫王维。他在延安大学念了四年的政治学，现在在会宁枝阳中学教政治。这所中学只有初中部。王维所教的思想政治课，更为简单和粗粝。
　　我们坐在县城里一家肥牛火锅的包房里。王维专程从乡下赶过来，第二天，他将起程去兰州参加今年的研究生考试。王维24岁，穿着一件不起眼的夹克，不爱说话，心事重重。他仍像一个没有毕业的大学生，时刻准备着下一场考试。去年，王维考过一次研究生，只差几分。赵永康说他今年一定能考上。

　　王维原本就不是学师范的，对当老师也没多大兴趣。他没有结婚，没有在当地交女朋友。也许是打定主意还要离开会宁的，而途径似乎也只有考研一条路。
　　但赵永康不一样。回到会宁的第二年，他就结婚了。王芳也毕业于西北师大，也是政治老师，但她是甘肃庆阳人。那里挨着陕西，是平原，资源丰富。家里曾强烈反对她到会宁教书，这里远近闻名的贫穷。然而她嫁给了赵永康，一切都安定下来。

　　王芳的教学经验比赵永康还多两年。她穿着一件红色的羽绒服，脸蛋红扑扑的，说话却有张有弛，随时准备补充和纠正赵永康。她已经带过一届高三的学生。那年，一中出了状元，是这几年考得最好的一届。这是王芳为数不多的成就感之一。但这种成就感，赵永康和王维都还没感受到。他们毕业才刚刚两年。

　　吃完肥牛的第二天清晨，王维在酒店找到我。他说中午就要去兰州了，然后给了我教育局一个叔叔的电话，希望我可以在那里得到有关会宁教育的更多信息。“但是，如果你想更深刻地了解会宁，我建议你去更远更偏僻的农村看看。也许，那时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走出去。”说完，他就离开了。

　　后面几天，我曾向赵永康打听王维考试的情。但没有任何消息传来。
　　有时，赵永康会突然向我打听法律方面的考试情。他上次没有回答的问题，现在似乎越来越清晰地看见答案。他告诉我，想考一次司法考试。
　　“考完试做什么？你想做律师么？”我问他。
　　这时，赵永康再次陷入了沉默。